鲍泰利Pieter P.Bottelier，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论文。鲍泰利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研究学院助理讲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顾问。
1997－1998年，鲍泰利任世界银行东亚事务副总裁高级顾问。
1993－1997年，世界银行居住计划北京办事处总负责人。
1987－1993年，历任世界银行拉美和北非事务董事。
1983－1987年，任世界银行墨西哥分部主管。
1979－1983年，世界银行驻印尼雅加达首席经济学家。
1970－1979年，任东非和西非多个国家的经济顾问。

任职于世界银行前的经历：
1964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讲师。
1965－1967年，赞比亚财政部经济顾问。
1968年，全球原铜和次级加工铜市场经济顾问。
1968－1970年，赞比亚国有铜矿企业首席经济学家和市场指导。

教育背景：
1957年，毕业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1963年，麻省理工大学。

所获研究基金资助：
MIT和布鲁金斯学院期间获纽约联邦基金会Harkness研究基金资助。

演讲摘要

中国的金融系统有着强大的外在力量和严峻的内在挑战（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当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随后）袭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它们的情形是比较特殊的，所有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表现为外汇储备不足，现有资金帐户存在巨大赤字，以及银行系统被大量到期的短期外债所困扰。中国并不存在以上任何一个问题，中国的问题要特殊得多，这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中国金融系统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在中国被当作首要工作来看待，今天也许这样做了。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始，传统上金融系统的改革落后于整体经济的改革，如果你了解到中国做了些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一直在利用银行和金融机构达到其它的目标，至今为止，银行改革仍然不被看作一个议题，银行被轻松地用来替政府服务，开始是用作资源集中，其后用来为财政预算服务，为国有企业和优先项目服务。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早期，形势变得严峻，许多贷款变得无法收回，银行变成了改革进程中的垃圾桶，这种经营模式有效地持续了很久，看起来似乎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中国有两大路线，中国有着经济的高增长，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金融稳定以及长期的全民就业，在改革日程表上，就业一直不称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直到金融系统的弱点开始向服务方面转移为止，中国领导层对此给予关注，国有企业的超负荷就业就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于是，中国很难维持这两大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