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学方法与教育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一、孔子的教学方法

    孔子实在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超至今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以著名的“启发式教学法”为例，许多人都以为这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这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在我们中国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尤其是在计算机教育界)，这就未免“数典忘祖”。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学，而且“启发”式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而不是苏格拉底)所创造。孔子比苏格拉底大82岁，孔子逝世后10年，苏才出生[1]。所以孔子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启发式教学”创始人。除此以外，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法，其内涵也要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法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作一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皆是苏问，欧答)[2][3]：

    问：虚伪应归于哪一类？

    答：应归入非正义类。

    问：偷盗、欺骗、奴役等应归入哪一类？

    答：非正义类。

    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哪些极大地损害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

    答：不能。

    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骗了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
    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骗朋友。

    苏格拉底：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骗自己士兵说援军马上就到，从而鼓舞起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
    答：应算是正义的。

    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下去了，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
    答：应属于正义类。

    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走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
    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

    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骗吗？
    欧谛德谟：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的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他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 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4]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5]。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是两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则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的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引向深入，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由以上分析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教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虽然也能使学生印象深刻，但是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即涉及高级认知能力的场合，恐怕对问题难以理解得很深入。而孔子的启发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在教学中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的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所以我们的结论应当是：孔子才是世界上启发式教学的真正创始人。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八个字是关于启发式教学的高度概括，也是最科学、最天才的概括。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孔子更是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 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孔子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经常分析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他认为：“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理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 子路》)，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即“中行”)的三种不同性格[6]。

    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论语》中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除此以外，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参看上面关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部分)，真可谓变化无穷。尽管“因材施教”这一概念并非孔子本人提出，而是宋代朱熹在总结孔子教学方法时归纳出来的[7][4]，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二、孔子的教学思想

    近、现代的教学思想可谓流派纷呈，种类繁多，但是若从本质上区分，那就只有两大派：一派是以“学生”为中心，另一派是以“教师”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思想的代表是建构主义理论，它既是一种学习理论又是一种教学理论，是目前国际上在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尤其是在西方，随着多媒体和Internet 应用的普及，建构主义思想已逐渐在学校教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建构主义的核心是强调学生是认知过程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教师灌输的对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不难看出，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孔子提出的启发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何等相似乃尔。可是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提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论时，一般只追朔到杜威(因为他在1900年发表的《学校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要让儿童成为教育的中心，即“儿童中心”论)和皮亚杰(因为他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从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为建构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学基础)。杜威和皮亚杰是近现代卓越的教育心理学家，他们确实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教学理论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通过上述不可辩驳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不是已经充分证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的真正源头应当追朔到孔子吗？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完全抹杀孔子所做出的贡献难道是公平的吗？

   再看以“教师”为中心。这一派的理论由于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所以种类很多。目前公认最有代表性的是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正是由于有奥苏贝尔理论的有力支持，才使得这一派在当前以学生为中心浪潮的强大冲击下岿然不动，仍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学校教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是要求教师能够在当前所教的新概念、新知识与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即学生大脑中长期形成的知识与经验系统)之间帮助学生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学生的“接受式学习”(即教师的“讲解式”或“传递式”教学)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机械的(即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的意义)。换句话说，能否让学生建立起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是达到有意义学习的关键，也是奥苏贝尔理论的核心。事实上这个“核心”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也早有体现，《论语》中有两段话可以为此佐证：

    一是“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 学而》)。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告诉你过去可以推知未来。这里的“往”表示过去的知识、经历，即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旧”知；“来者”指未来的事情也包括尚未了解的事物，也就是“新”知。所以这句话就是阐明“新”知与“旧”知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要了解、掌握“新”知应该将它和“旧”知联系起来。
二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段话今人一般翻译为[8]：“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我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来问我，我一无所知，我就从他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头尾去探求，然后尽力替他解释清楚。”宋代朱熹的注释则是[4]：“孔子谦言自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於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始终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我觉得这两种翻译都未能完全表达孔子的原意。关键是对“叩其两端”如何理解，前一种翻译只把“两端”看作是“头尾”，未免太机械、太简单化了。朱熹不愧是大学问家，他能从矛盾对立的普遍性去看待“两端”，认为应从“始终、本末、上下、精粗”总之可以从事物的任何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去理解(“无所不尽”)。这比今人的翻译含义要广、要深，但是其针对性似乎不太强。综合今人和古人的上述两种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叩其两端”既指从问题的来龙去脉(始终、本末)去分析，也包含将事物的正反两面以及新知和旧知两端联系起来的意思，这样可能更符合孔子的原意。结合前一段“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含义，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并不是穿凿附会。

    由此可见，当代两大教学思想流派均可从孔子教学思想中找到根源。

　　

参考文献

田本娜主编《外国教学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

戴本博主编《外国教育史(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5。

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世界书局印行，

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6。

孙培青，李国钧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一卷)》。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4。

来可泓《论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